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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南白兆山的烽火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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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南白兆山的烽火岁月——建设随南抗日根据地的经历   李文山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照  编者按:  李文山(1919—2007),又名李明映,随县唐县镇人。少年时期目睹日军侵华的血泪史,饱受国民党统治黑暗之苦,家境也每况愈下。国难家恨,在他心中燃起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火种;1938年18岁的他毅然决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,转战湖北境内随县、安陆、京山、应城等地,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2年编入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,历任连指导员、教导员。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大、小战役20多次;解放战争时期,参加著名的刘邓大军挺进中原、中原突围战役、宋应战役、解放襄樊(现襄阳)、宜昌、荆门等战役。李文山老人,戎马一生,精忠报国,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,推翻蒋家王朝,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  解放后,他先后担任华南公安警备团政治处主任,广州军区空军雷达团政委,空军沙堤基地副政委,空军5712工厂政委。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,并授予三级独立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。1964年晋升上校军衔。1980年离职休息后,享受副军级待遇。1988年再次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功勋荣誉章。  李文山老人于2007年病逝,享年88岁。他生前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,关怀李氏后人的成长和进步。他先后四次探访故里,为随州的革命史料提供铁证,为家乡的发展献计献策。为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,为启迪后人积极向上,他在耄耋之年,仍笔耕不辍,勤于研究,写了不少回忆文章。现选登其中关于建设随南抗日根据地经历的回忆文章,以引领读者重新触摸那段峥嵘岁月,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与使命、忠诚与信仰、奋斗与担当,传播红色故事,传承红色基因。
   (一)  白兆山是大洪山向东南延伸的一条支脉,地跨随县、安陆、京山、应城四县,方圆百余里,山峦起伏,密林丛生,在中心地带有太平寨、罗汉岭、围山等,山高岭峻,十分险要。山区土地少,以产稻谷、玉米为主,还产核桃、板栗、桐籽等特产,时遭天旱袭击,人民生活非常艰苦。  抗日战争爆发后,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,怯于对外,国民党军节节败退,一年之间,我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。1938年10月,武汉失守后,日军很快占领了京山、应城、安陆、随县城镇,随南白兆山成为敌后三角斗争的前沿阵地。  随南地区,北边是随县城镇,东南是安陆城镇,这两个镇都是敌占区。随安之间有条涢水,西南是京山城镇,也是敌占区。西是国民党第五战区管辖区,国民党第22集团军、第二集团军防守前沿阵地,与日军对峙。地方部队有6纵队和9纵队,以及五战区独立支队戴焕章部。  李先念同志率领新四军于1939年1月南下后,1940年6月挥师西进,在敌、友、顽的夹缝里开辟了随南抗日根据地。从此,这里成了三角斗争的前沿阵地。不论日军出动扫荡、发动军事进攻,或国民党反共部队出动“清剿”,我随南地区,都是首当其冲。因此,必须建立巩固的随南抗日根据地,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堡垒,以打通和保卫京、安、应等地抗日根据地的联系,这对扼制武汉,以及北插桐柏山区、直取中原来说,其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。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决心在随南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、建立民兵组织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,军民合作兴修水利,发展生产。从1940年6月起,两年之间,把随南地区建设成了坚持抗战的指挥中心,成为粉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堡垒,成为豫鄂边区不断扩大的基地。
   (二)  1940年6月,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(后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)进入随南地区后,司令部驻九口堰,二团和八团住在孔家大湾和洛阳店一带,部队既是战斗队也是宣传队,抽出干部到地方开展群众工作,宣传党的政策、方针,宣传抗日十大纲领,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部队处处维护群众利益,驻在哪里,哪里就成立军政联合办事处,宣传我党的“坚持抗战、反对投降,坚持团结、反对分裂,坚持进步、反对倒退”的抗战方针,博得了当地开明士绅、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。在宣传群众的基础上,组织群众自卫队、农救会、妇救会等,实行减租减息,改善人民生活。当地群众深受感动,从心眼里佩服共产党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。由于我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,不分党派,不分男女老幼,不分穷富,工农兵学商,一齐抗战救亡,团结各阶层人民,在动员宣传群众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政权。  1940年初,随南地区成立了党的临时领导机构。随南工作委员会(简称随南工委),常光德任书记。接着成立随南青年训练班,男女青年408人参加,由随南工委直接领导,为开展随南地方工作培养骨干。我就在这个时候,由鄂北地委澴潭地下交通站调入随南工作,先到青年班学习,并担任学员的小组长,青年班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各地工作,担任指导员。在工委的领导下,成立了随南办事处,张时超任主任,先后在何家店、贯庄店、柳林店、刘店、古城畈、洛阳店、永兴店等建立九个乡政府,保留了国民党旧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,在利用中逐步改造,也利用旧的保甲制度,每个乡辖10余个保,每个乡设党的区委会领导乡政权开展工作,我被分配到永兴乡任区委书记,兼随南办事处、永兴乡的指导员和副乡长。同我搭档的还有个姓李的副书记兼副乡长、副指导员。由随南办事处任命一位党外人士孙丙舟为永兴乡乡长。孙丙舟虽然是个地主,但他信仰三民主义,敬重孙中山先生。他是个现实主义者,每次回家,看到九口堰文工团演出,亲身感受到九口堰军民鱼水之情,回来了就宣传共产党好。乡政府机构很精干,除正副乡长、指导员外,还有文书、财会、炊事员,总共七人,都很年轻,唯乡长例外。  永兴乡是随南地区中心,辖15个保,每个保辖7至10个甲,全乡不到10000人,纵横东西30余里,南北50余里,乡内除永兴外,还有谢家店、同兴店、赵家台、蔡家河、九口堰、王家河、任家畈等地,全乡是一个山区,山深林密,从永兴店到谢家店不到20里,翻山越岭,须得半天的路程。当地人说:“这山见那山,一天路程腿骨酸。”这给我们开展乡政权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。孙丙舟为人谨慎,成天呆在乡政府,不大出门下乡。政权过渡了半年之后,1941年4月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召开军政代表大会,选举产生了行政公署,取消了办事处。我们乡办事处也随之进行民主改选乡政府。  1941年底,随南县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。我们永兴乡在改选时,经过各保选出乡代表40余人,在永兴乡召开代表大会,历时三天,选举产生了永兴乡人民委员会,由七人组成,除指导员、副指导员保留外,县委任命赵金阶任乡主任、王双任副主任。不久,县里又派来一个女干部叫朱静波,任区委副书记,专管妇女工作。新任的主任赵金阶,是本乡赵家台的开明士绅,无党派人士,为人公正,在地方上颇有名望。他到职后,经常下乡,到各保检查工作,带头执行我党的各项政策,带头减租减息,带动了一片,加之我们的领导班子团结合作,因此永兴乡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,曾受到陈大姐(陈少敏同志)的好评。
   (三)  政权建立后,一个重要的任务,就是保证永兴驻地党、政机关和部队的粮草供应,保证柳林、任家店边境地区的安全。九口堰是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以及报社、银行、医院、兵工厂以及随枣地委、随南县委、县政府的所在地。永兴乡的工作任务十分重要,工作重点是经常到蔡家河、九口堰地区去了解情况,到基层去检查保甲供应工作,如遇到部队供应困难,设法及时解决。有一次我发现部队实在没有柴烧,就组织指战员自己上山去砍柴,但刚砍下的柴,当时也不能烧,解决不了燃眉之急。我就去蔡家河向民主人士孙志盖先生做动员工作,他家有一大堆备用的柴草。孙志盖先生态度很明朗,愿将这些备用的柴草,拿出来支援驻军使用。  1941年底,在王家河成立了抗大十分校。王家河离九口堰不到十里,翻座山就到。抗大十分校招生之际,我们乡政府副书记老王,正巧家住王家河,他父亲在王家河颇有名声,我们请老王的父亲出面向当地群众和保甲长做串连工作,按随南县委的指示,做好抗大开学后的物资供应。我和王副书记一道也住在王家河,早晚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动员工作。宣传抗大是新四军在豫鄂边区唯一的一所大学,是为边区党委、部队、地方培养人才,学校建在王家河,王家河的群众应义不容辞地给予抗大大力支援。经过动员,当地群众表示只要他们能做到的,就一定去完成,绝不辜负共产党对他们的恩情。由于工作做得到位,许多群众把困难留给自己,把方便给了学校,保证了学校教职员工的粮食、蔬菜、柴草甚至桌椅的供应。我们还动员群众浚河修堤,排除污水,修路、平场,给学校员工生活带来了诸多方便。  抗大十分校的政治影响和招生广告传到了武汉市,在招生之际,武汉市的几批爱国青年闻讯前来报名投考。他们来自武汉大城市,穿的戴的全是洋打扮,有的西装革履、戴墨镜,有的穿长袍大褂、戴礼帽,总之穿的用的全是洋货。学校发了棉衣后,他们的有些衣物成了负担,行动也不便,于是他们将那些洋货拿到洛阳店去拍卖。除个别青年被淘汰外,武汉来的青年大部分在学校教育和干部以身作则的影响下,逐步地进行了自我思想改造。加上王家河的群众也向他们做工作,欢迎他们到抗大深造,为抗日贡献力量。因此,这批青年思想逐步稳定,能安心求学。  抗大正式开学那天,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。在河滩平整的广场上,千余人参加,还有附近群众也赶来看热闹。正好我们主力部队在汉阳消灭了伪军汪步青部,从那里俘获来的军乐队廿余人,为开学典礼奏乐。晚上,文工团也演出了精彩节目,为开学典礼助兴。抗大十分校开学,是豫鄂边区新四军建军以来一次空前的盛会。中午,学校举行会餐,请我们永兴乡的领导同志赴宴,还有当地保甲长、支援学校作出贡献的群众代表也应邀赴宴。抗大十分校校长肖远久专门到我们的席位上敬酒,我们永兴乡政府还向抗大赠送了一面锦旗。
   (四)  根据豫鄂边区党委指示,我们组织人民为保卫抗日根据地而斗争。随南县委也一再督促各乡,把群众组织起来,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,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,就能顺利进行。  我们乡积极推行建立农民抗日救国会(简称农救会)。救国会内设委员5—7人,设主席、副主席,以甲为单位成立农救会小组,设组长、副组长,并制定了救国会的章程。章程的内容大意是: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,积极拥护人民政府法令,积极支援驻军粮秣柴草,带头进行“双减”斗争;铲除汉奸卖国贼,不信谣、不传谣等等。吸收贫雇农为会员,并欢迎中农参加。我首先在谢家店第五保开展农救会试点,深入农民群众访贫问苦,找到一个姓郑的贫民,他思想开明,政治可靠,初步定为农救会主席,通过他串连贫雇农,一周内把农救会组织成立起来了,参加的会员有20余人,郑被选为农救会主席,下设若干小组。九月份在永兴乡召开大会,推广试点经验。到1941年底,乡各保农救会都成立起来了,随南县委书记常光德同志在全县区委书记联席会上,对我乡工作提出了表扬。  以农救会为基础,进一步进行“双减”斗争。九、十月间,正是农民向各地地主交租之际,我们在群众大会上,大力宣传二五减租,分半减息。这是一场经济斗争,也是一场政治斗争。在这场斗争中,农民是愿意的,特别是佃农更为愿意,但是他们也有顾虑,主要是害怕地主报复。地主分子表面上拥护“双减”,但内心不快,有的地主甚至威胁农民说:“你减了我的租,我收回我的地。”根据当地各种复杂的情况,我们召开群众大会,向群众表达“双减”的决心,揭露那些不法地主的行为,并在农会里找几个敢于斗争的农民,进行面对面的斗争,打灭了地主的威风。在斗争中,表扬了一批开明地主,他们对佃农如数减租。这些工作,使农民特别是佃农,消除了思想顾虑。
   (五)  1941年到1942年是豫鄂边区发展时期,也是战斗较为频繁的时期。随南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,为抗击日军,为粉碎反共派的“清剿”,我主力部队开展了战斗行动。支援前线的任务,成了我们的主要任务。群众组织起来了,实行了“双减”,又废除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苛捐杂税,农民认定了共产党的领导,认识到人民子弟兵是一心为保卫人民利益而战斗的,由此,广大农民自觉自愿地支援前线打击敌人。  1942年初,国民党第五战区桂系部队纠集地方土顽,向我随南地区柳林店进犯,我军坚持“人不犯我、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、我必犯人”的自卫原则进行反击,战斗打了一天,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虽然把顽固派打跑了,但我军负伤的同志不少。我乡担负着运送伤员的任务,我们组织几十副担架,清晨赶到柳林前线去执行运送伤员任务。谢家店的群众还主动烧开水送到前线,给参加战斗的指战员解渴。坐镇在谢家店前线指挥所的随枣地委书记余益庵同志,同我们乡的领导一起发动群众支援前线,给指战员分忧排难。在群众的支持下,一个个问题解决了,他高兴地对我说:“文山同志,还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好!支援前线工作,搞得及时,也很周到。”  在动员人民群众的同时组织民兵,民兵也是保卫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。  永兴地区,西边是何家店,北边是柳林店,国民党的土顽,经常窜到边境地区骚扰掠夺,影响了永兴地区的安全,特别是对谢家店和任家畈三个保的边境影响更大,因此组织民兵成为当务之急。我们以农会为基础,以贫雇农青年为骨干,组建了民兵中队。60余个民兵的主要武器,开始以刀矛为主,兼有少数土枪、撇把枪,能打步枪子弹,后来换了些步枪。民兵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,送情报,盘查形迹可疑分子,抓敌特便衣,遇有情况鸣枪报信,使乡民应变行动。我们曾几次抓住了国民党化装到我区的便衣密探,送到随南县委指挥部,县委武装部的蒋部长对我乡的民兵建设和作用评价很好。
   (六)  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,要团结多数,孤立少数,做到多团结一个朋友,就减少一个敌人。经我调查了解,永兴乡有些民主人士是地主分子,或者是当地士绅,或是国民党县区政府职员,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赋闲,有的任过伪乡、保长。全乡15个保内,每个保都有统战对象。综合我乡的情况,我们向随南县委汇报后,县委书记常光德同志指示我亲自出面交朋友。从1941年6月开始,我每到一处做群众工作的同时,就有准备地找统战对象谈话。一天,我到谢家店,找到当地地主士绅徐良甫。他50余岁了,曾在国民党县政府做过事,在谢家店街北头有个小村,全部是他家的房子,有几百亩地。我登门拜访,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。他对我很热情,视为上宾,起初的话题,谈到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,我按照毛主席的“两种方针、两个前途”的论断对他说:“只要坚决抗战,抗战就会胜利,就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,实现中国的自由和解放。否则,中国就会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,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。我们共产党、新四军是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,争取民族解放的前途的,希望全中国人民、军队和政府,都团结起来,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,希望徐老先生跟我们一道为筑成统一战线长城添砖添土。”我这一席话,说得他完全同意我党的方针。接着谈起新四军在边区、在随南建设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日军时,徐老先生说:“这是我亲眼所见,全民共睹之事,没有新四军在敌后抗战,我们就难得安宁地生活。”谈到“双减”政策、组织大多数群众时,他说:“本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政策,愿意参加地方各种活动。”从此以后,徐老先生虽年过五旬,但当地农会召开各种会议,开展各种活动,他都积极参加。在徐老先生那里的工作成果,更加增强了我搞统战工作的信心。接着我上蔡家河孙志盖家,到赵家台赵金阶家等,经过我同他们交朋友,他们对永兴乡的工作开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。如孙志盖先生每次出席民主人士座谈会,总是带头提倡拥护政府的法令,并批判少数人对政府的政策所抱的怀疑态度,同时驳斥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谣言等。1942年我军暂时撤离随南根据地时,他跟随随南行政委员会一块转移到安应地区参加地方工作。总之,凡是交过朋友的统战对象,他们首先做到的是不反对我们,不起破坏作用,而且还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、有益于人民群众的工作。
   (七)  豫鄂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同志接见永兴乡、洛阳乡的干部,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陈大姐到九口堰住在五师司令部。1941年冬,她决定到鄂东去巡视工作,临行前,我通过随南县委新到任的书记高定一同志,请求大姐来永兴、洛阳同干部们见见面。那天上午九时,我们把各乡的领导干部集合在洛阳店南头一个学校里,县委也集合县机关干部共约60余人,等候陈大姐来临。时钟刚到九点,陈大姐来了,我走上前同她握手,大姐突然问我:“你不是叫李明映吗?不是鄂北地委澴潭地下交通站的联络员吗?”还未等我回答,高定一同志连忙介绍说:“他早就调我们永兴乡任区委书记了。现在又兼任中心区委书记,一年多来,永兴乡保证驻地的党、政、军、机关、学校等处的供应,工作做得很好,组织大多数群众、民兵建设、支前工作都做得很出色。”陈大姐听了很高兴,赞扬道:“没想到一个联络员有这样大的能耐!”我腼腆地解释说:“是大家的力量。”陈大姐说:“你说得对,大家的力量要靠‘班长’去组织嘛!书记就是‘班长。’”边说边起身步入会场,主持会议的县委书记请大姐讲话。一阵掌声中,大姐说:“我来了好几天,同先念同志交换情况研究问题,没有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……”又是一阵掌声。大姐接着说:“你们做得对做得好!你们在五师的指挥中心,在白兆山的腹地,建设这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,其意义重大,责任也重大,你们依靠群众力量,保卫随南根据地,对发展边区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我们共产党人,不是来当官的,也不是来谋私利的,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,做人民的勤务员……”陈大姐的教导和鼓励,时时在我的耳边回响,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  (本文根据李文山老人回忆文章整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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